影响一国立法的科里尼案：正义还是罪恶
一桩悬案，影响一国立法，这就是著名的“科里尼案件”。
这是德国一起真实的案件，后被德国著名作家席拉赫写成小说《科里尼案件》，该书问世后一跃登上了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这部小说揭露了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是如何以令人震惊的“温柔”方式处置纳粹战犯的，引发德国社会一场反思风暴。针对书中的内容，德国成立独立调查组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为此重新修改了相关法律。
费迪南德·封·席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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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说，德国重要的政治文化杂志《西塞罗》评价道，席拉赫的语言表达异常有力和精确，他站到了受害者的一边。
书中逼真的法律流程描写以及对法律本质的思索在一个侧面无疑成为我们了解法治国家的窗口。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中文译本164页，不算长，加之情节紧凑，几乎可以一口气读完。
对于作者而言，席拉赫本人坚信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相信所有的不公正最终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将推动社会的进步。世界上没有恶人，只有罪恶的行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没有人生下来就是罪犯。大多数情况下，是事态促成了犯罪行为。”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恶行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甚至时常发生。但是恶人，我还没有见过。”他说：“我们在理智上都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后代是不对他的前辈的罪责继续承担责任的，所以这种罪责是不会被遗传，也不会被作为遗产传递下去的。这并不是说作为后代就可以没事儿人似的很轻松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你要对这个国家和对当前的社会怀抱一种异常的责任感。”
对于案件的主角科里尼而言，让谋杀父亲的凶手受到惩罚成了科里尼一生的任务。在按法治国家的合法途径伸张正义无果后，他选择了复仇！他说我们意大利有一句话，死者没有复仇之心，心怀复仇的是活人。我们只有在了解了科里尼的人生遭遇后，才能体会这种凄凉与绝望。庭审时，当法官捍卫当年使纳粹逃脱的法案的合法性时，科里尼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是他对司法的再度失望。最后，在宣判的前夜，科里尼在狱中自杀了。科里尼把生命的意义只建立在复仇和伸张正义之上，使命完成，他生命的意义也随之终结。
此案对于德国而言，敢于直面责任，是人类新生、兴盛之第一步。古今中西，三复斯言：勇敢担责、勇于改过，而不是推诿塞责，才能真正进步。儒家人道自由精神的核心，就是毅然担当道德责任；推卸诿过于外在环境，是孱弱不救的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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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科里尼是一名德国著名汽车公司的工人，本本分分工作了一辈子，他是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好人，善良温和。某日，他却做出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他伪装成一名记者，成功地约到了德国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汉斯，采访地点是一家酒店。到达酒店后，科里尼近距离对着汉斯的头部连开三枪，85岁的汉斯当场毙命。这还没完，科里尼还疯狂地踢爆了汉斯的头颅。手段极其残忍，现场极其血腥。奇怪的是，科里尼事后并没有逃跑，而是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捕后，科里尼一直持沉默，没有做出任何辩解，这让所有人大惑不解。
辩护律师莱宁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时间回到1944年，纳粹德国时期。一名纳粹军官下令屠杀了当地二十多位平民。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被强迫观看了自己父亲被射杀的过程。下令进行屠杀的纳粹军官，正是如今的慈善家！而那个孩子，就是凶手科里尼。
为父寻仇，战争结束后，1968年，科里尼向军事法庭起诉过汉斯。然而就在科里尼提起诉讼的4个月后，德国通过了一项不合理的法案——《德雷尔法案》。法案认为战争期间纳粹党杀害人民的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是从犯，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因为罪名改变影响到了诉讼时效，科里尼的诉状被驳回。使得汉斯因为超过犯罪追诉期而逃过正义的审判。甚至军装一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
但科里尼始终坚持认为，正义不能逃责。汉斯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更残忍的是，他还逼科里尼亲眼目睹着自己的父亲被纳粹乱枪打死。
历史的惨剧让科里尼痛苦一生，法律没有为科里尼伸张正义，所以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追求正义。科林尼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犯下的罪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的复仇打着伸张正义的名号，却不成为正义之道。
当法律不能维持公平正义时，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让人稍微细想就会感到绝望和无力的问题。
一个被谋杀的好人
一位沉默的罪犯
一名初出茅庐的律师
一场没有动机的悬案
这不仅仅是一部烧脑反转的悬疑罪案，更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牵扯出人们对法律界限、历史追溯的反思。极致的人性透视、法庭内外的社会群像、法律中人本精神的体现，都将在这部电影中一一体现。
米开朗基罗《末日审判》（局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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